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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彩神APP下载
                                                发稿时间:2020-05-26 23:16:20

                                                他表示,现实中虽然有14周岁以下恶性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但是比例很小,“这种事情但凡发生了,大概都在媒体上曝光了。一年也就这么一两起,或者三五起。在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而刑法规制行为一定要带有普遍性或者全面性。极个别的情况如果在刑法中被规定为犯罪,“有点顾此失彼,没有顾全大局,没有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爱,没有体现出国家的情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法制文明的程度越高,对青少年的容忍度和宽容度越大”。

                                                李家超表示,香港的法律存在“短板”,特别是近几年来,暴露出一些漏洞,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在最关键的时刻堵住了这个安全漏洞。

                                                方燕也表示,去年两会期间她还主张降低刑责年龄,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观点已经改变,认为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原有的想法动摇了,为什么?一个就是低龄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在整个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客观讲还不占大多数,不具有普遍性”。

                                                尚伦生认为,衡量刑责年龄该不该降低,应当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刑法一定要有度,即便是冰冷的刑法也一定要有温度,特别是在青少年方面,要给予特殊的保护,甚至说在某些时候是网开一面的,包括我们刑法当中的前科消灭制度、分层制度等等,都是对青少年的一种特殊保护”。

                                                尚伦生表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是为了打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刑法不是万能的,“不是说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12岁、13岁的孩子就不犯罪了。这就如同刑法当中规定,职务犯罪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前赴后继,有的被判了死刑或终身监禁,可是后面还有人创造了新的贪腐数额。所以从这上面看,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我们要抛弃刑法万能的这种思想理念”。

                                                尚伦生则认为,不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送入收容教养机构,都会引发一个问题,“污染的传播,毛病会互相传播互相污染,就是说这娃娃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毛病,出来的时候可能成了10个毛病了,一项全能可能成了10项全能”。

                                                方燕表示,调研过程中发现,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可能会形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这些孩子很年轻,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

                                                因此,他不主张将来再有收容教养所,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免于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监管社会矫正。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但送到司法所,家长、学校签责任书,把责任落到学校、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对孩子的成长、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

                                                李家超表示,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香港民众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企图分裂国家的不法分子继续制造社会暴力事件,对于这些违法行为,警方将用更严厉的手段进行打击。

                                                尚伦生认为,主张降低刑责年龄的观点中,普遍采用一个论据,就是民法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为8周岁以上,认为参照民法中的规定也应当降低刑责年龄。“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刑事的问题,一个是民事的问题,刑事的问题属于公法规范的范围;民事的问题属于民法规范的范围,也就是私法规范的范围。私法可以宽容,可以放得更宽一些。但是公法或者说刑法对刑事责任的调整一定要严格把握,不能随意降低”。